受“城市中心论”及共产国际的影响，湘赣边界起义时是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由于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及时局的复杂多变，最终导致了起义部队的挫败和攻打长沙原计划的难以继续实施。时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然暂停攻打长沙的原计划，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攻打长沙，省委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当在湖南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知道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后，先后两次给省委写信，严厉指责省委的决定。并向中央报告：“今天的事情，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逃脱的……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实行改组省委……我们的失败可以很快的重新提高起来。我现在尽力的停止他们湘东的退却，与促我们取坚决的动作。”

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决定派在武汉的任弼时到长沙去调查秋收起义情况，并给出了明确表示：“兹特派任XX（弼时）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对于十五日晚取消十六日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中央认为是临阵逃脱，由任同志查明情形报告中央处理。”

任弼时到达长沙后，先后会见了马也尔、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委员夏明翰等人了解秋收起义的详细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任弼时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改组了湖南省委。当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不少同志摩拳擦掌，表示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问道：“长沙城内有多少敌军？”有人回答：“九千。”任弼时又问：“枪支呢？”答曰：“七千多。”问：“我们的队伍呢？”答曰：“三千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有人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根据实际情况，任弼时制定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并向中央写了《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在这份报告中任弼时指出：“至我抵长沙时，株萍路方面完全失败。平、浏已不在我们手里……，并驻有重兵。长沙城内据省委报告有敌军九千余人，约六千五百余枝（支）枪，且军队布置非常严密，四郊农民又未发动，城内我们只有千余炸弹（因其三分之二已用去炸铁路），且只半数能用……能起来参加暴动的群众连同志共计千人左右（所谓三千战士，两千还须靠四郊农民暴动起来时方能起来）。湘西株、萍农民一时不能发动，湘东在初失败之后亦难立时反攻。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是无异乎自欺）。”就这样，任弼时果断停止了长沙暴动。

任弼时这一做法与中央派他来不能有丝毫游移地执行原先的暴动计划的初衷背道相驰。但正因为这种不唯上、不唯“洋”的求实科学态度，维护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正确决定，让秋收起义剩余部队能够保存下来，在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革命道路上增添了重要一笔。

供稿人：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汪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