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解决农村问题的工作会议。会上，在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左”的错误已得到纠正，群众生产、生活已大有好转；一种意见则认为退赔问题远未解决，农村情况还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却一语破的：“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放卫星，许多东西弄虚作假，都登报了，震动全世界……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他强调全党要切实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只有掌握了实情，才能对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的夫人王光美随同前往，终点站是长沙。年过花甲的老人倚窗而坐，时而注视窗外，时而闭目沉思。农村调查对他来说，尽管是驾轻就熟，他却不敢稍有松懈。农业大国的前途，亿万百姓的疾苦系于一身，他要通过这次调查，找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答案。
湖南省委对刘少奇回湘，早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但他都一一谢绝了。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这次到乡下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不扰民；一切轻装简从，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小型座谈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农村问题彻底搞清楚。
一
4月2日下午，刘少奇偕夫人及随行人员坐着一辆旧吉普车，行进在通往宁乡的砂石公路上。这个时节，按理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山秃岭、断壁残垣。刘少奇不停地吸烟吐雾，像是缓解自己沉重的心情。
车行至王家湾时，路旁一块“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好醒目。
“噢？万头猪场？”刘少奇叫车停了下来，径自往里走。一瞧，哪是什么万头猪场，仅有几十头精瘦的猪在栏内拱来拱去，不时还发出几声嗷嗷的声音，见有人来了，忙窜到猪槽边，显然，它们是饿极了。
“今天我就住在这里。”为了看个究竟，弄个明白，刘少奇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住下来。
“那怎么行？这里乱七八糟的，又臭气熏天。”大家一致反对：“再怎么也不能睡猪场呀！”
“哎，这里有空档，用门板搭个床就行了，省得去麻烦老乡嘛。”刘少奇力排众议，“一意孤行”。
“就让他睡这吧！”看着双方争执不下，夫人王光美出面调解。
“看来只能如此。”工作人员手一摊，摇了摇头，分头找门板和稻草去了。
谁知，屋前屋后寻了个遍，最后才好不容易在一间放柴火的房子里掀出一块缺了一个角的门板和一捆散发出霉臭味的禾草。
“农民兄弟在忍饥挨饿呀！”刘少奇深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1958年，刘少奇收到过县委寄送的《宁乡快讯》，说家乡放了亩产65000斤的高产卫星。这些吹牛的假话，他从未相信过。可眼前的事实却也是他未曾料到的。王家湾一处地方如此，其他地方是否同样呢？他要多调查几个地方，多找一些农民交谈，来印证“农民吃饭已成问题”的判断。
5月3日傍晚，刘少奇回到老家花明楼炭子冲。阔别36年了，眼前的家乡似乎也陌生了。为了得到真实情况，他请来了成敬常、黄端生、李桂生三位老农。成、黄是他于1953年约聘的农民通讯员，李是他少年时代一块儿看过牛的朋友，他们是决不会说假话的。
三位老农面对既熟悉又亲切的国家首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他们毫不掩饰地回答着主席的提问，倒豆子似地诉说着真情。
“近两三年，我们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情况……”成敬常、黄端生不约而同地说。
“写了信，我怎么冒收到？”刘少奇怀疑有人将信扣压了，便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查一查，要保障人民的通信自由。
“炭子冲一丘丘良田，变成了一池池白水，鱼池不养鱼，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
“我讲直话，去年粮食减产，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成咯样的！”满肚子怨气的李桂生连珠炮似地说了一桩又一桩。
刘少奇听了这真实的诉说，感到一阵阵心酸，一阵阵内疚。
二
经过几天的调查、走访、座谈，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社员群众，没有一个说公共食堂好。在刘少奇开导和支持下，原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所在的柘木冲食堂解散了。
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有任何传播媒体，柘木冲食堂散伙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天时间，花明楼地区的公共食堂就全部解散了。
食堂虽然解散了，对群众的生活问题，刘少奇还是放心不下。他和王光美同志来到了首先散伙的柘木冲生产队，当他看到许多社员用钵子煮饭、缺少锅碗瓢盆时，便当即叫人转告宁乡县委，把六角窑的陶器厂和黄材铸锅厂立即开工生产作为当务之急，以尽快解决社员的生活用具问题。
离开柘木冲，刘少奇顺着一条田间小道向赵家冲走去，那里住着他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同胞姐姐。
“姐姐，我看你来了。”一进屋，刘少奇就亲热地问候。
姐姐的视力差，好一阵才看清是自己的亲弟弟，但又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外甥女心直口快：“舅舅，想起父亲就伤心，他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活活憋死了……”
“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刘少奇反问外甥女。
“这两个月就死了11个。”外甥女回答。
“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啊！”老姐姐终于开腔了。
说话间，外甥女婿黄六生打着一双赤脚进屋了。刘少奇一边叫他坐下，一边问：六生，你不是得水肿病住进了医院吗？
“前晌住在大队临时医院，出院好几天了。”
“医生叫你休息多久？”
“要我歇20天。”
“怎么只休息几天，就下田做事呢？”
忠厚老实的黄六生，一时答不上话，倒是他妻子快人快语：“报告舅舅、舅妈，一来六生是个勤快人，看到队上工夫忙，在家坐不住；二来想多吃几两米。犁田的劳力，一餐可分到半斤米，坐在家里不做事只有三两米哩！”
刘少奇叫外甥女陪着，去看看别的社员家。看来看去，几乎看不到一户过得好的。
三
5月7日，刘少奇把炭子冲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请来旧居开座谈会，引导干部群众正确总结“五风”的教训，灌输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后，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大家不起！”
话题就从社员的生活开始，“乡亲们说说看，大家的生活比1957年以前是不是差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刘少奇和蔼地对大家说。
“生产是降低了，生活是差了。”一位老农回答说。
“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刘少奇想引导大家认识问题的本质所在。
“因为去年遭了旱灾。”一位干部还是老调调。
“旱灾是有一点影响，但并不严重，恐怕主要是工作上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里也有一部分责任。当然，大队支书不是没有责任，他有他的帐。”刘少奇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突然又将烟捏灭，继续分析说：“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万头猪场。一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万头猪场！因此，根子在中央。不过到下面就添油加醋了。安湖塘废掉好田挖鱼池，还有拆房子，搞彩脸化、赤膊化，听说总支书记带头画个花脸。还有打人的事哩！”
停了一下，刘少奇又问大家：“五风”刮得这么厉害，你们为什么不顶呀？
“来头大，顶不住啊！”大家都这么说。
“一个人顶，确实顶不住，大家顶就顶住了嘛。”刘少奇强调要把代表会议制度健全起来，“今后凡是生产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由代表会决定。”他举例说，假如上面要你们插1000亩双季稻，经过代表讨论，只能插800亩，就只插800亩。上级要追问，你们就说这是代表会议决定的。如果上级不同意，你们就叫上级派人参加代表会。因为权力在代表会。如果有人再刮“五风”，可以到北京来告状，我出路费，住宿、吃饭我出钱。
座谈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向故乡的人民提出严格要求：这里是我的故乡，省、县、公社对这里可能有照顾，照顾多了不好，不照顾也可以搞好嘛，要靠自己努力。千万不能用我的家乡的名义要求上面照顾。这里还有我的亲属，也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特别照顾他们。
工作没做好，责任在上边。刘少奇既看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初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更增强了为民解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