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在八年全民族抗战期间经历了五次重大战火的严峻考验，分别是文夕大火和四次长沙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为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可谓历经劫难，饱经战火。不屈的中国军民在长沙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写就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英勇抗日的悲壮史诗。

文夕大火，全城殆毁

1938年11月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因为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故史称“文夕大火”)。

日军占领岳阳后，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当地驻军及警察，在仓皇之中以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为名，于13日凌晨2时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

长沙大火焚烧了3天，全城被焚十之八九。房屋80%被烧毁，达5万余栋，30万居民无家可归，烧死百姓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连国民党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文夕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为导致的火灾，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也让长沙与伏尔加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一战长沙，威震敌胆

1939年9月，日军为巩固武汉占领区，消灭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主力，由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2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各一部，共10万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法，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司令长官为陈诚)指挥15个军、1个挺进军，24万余人，企图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以逐次抗击、侧击战法，消耗日军，以期后退决战，争取外翼，引诱敌至长沙附近包围歼灭。

集结于岳阳地区的日军第6师团与奈良支队(相当于团)9月18日向新墙河北岸发起进攻，守军第52军奋力抗击，反复争夺。日军突破汨罗江后，屡遭阻击，伤亡惨重，进展困难，且战线拉长，后方交通也被湘北军民切断。冈村宁次深感与“江南华军主力决战，一直苦斗，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罗江、修河两岸地区”，不得不下令“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途中又遭到中国军队伏击。4日，中国军队投入追歼逃敌、收复失地的战斗。第九战区令第52军、第37军、第4军等部实施正面追击和侧后围堵。8日，完全恢复新墙河原有阵地。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中国军队成功粉碎了日军试图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提振了士气，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并为尔后的长沙会战积累了经验。

二战长沙，互有失利

1941年9月，日军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威胁，企图在汨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4个师、4个支队、2个飞行团及海军一部，共11.5万人，分两路向长沙发动进攻。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2个飞行大队，共30余万人，利用有利地形与既设阵地，逐次抗击，企图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予以歼灭。

日军占领长沙后由于战线太长，消耗过大，国民党第三、第五、第六各战区策应长沙作战的部队纷纷向各地日军猛烈进攻，迫使日军回援。日军第11军下达返转命令，于30日从捞刀河和长沙撤退。第九战区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2军、第79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74军、第27集团军所属各军和第99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防守，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至10月9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由于战前没有掌握日军从湘北一面进攻的总态势，采取分兵湘北、赣北、鄂南三面防守的部署;战役中又急躁疏忽，过早地在汨罗江南岸与敌决战，加上逐次使用主力部队和情报泄露，导致长沙、株洲一度失守。但此次战役，日本侵略图谋并未得逞，仍不失为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战役：一是使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英《泰晤士报》讥称“日本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二是加深了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使日本在对美谈判中底气不足;三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

三战长沙，举世震惊

1941年12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4个师、2个旅、3个支队及航空兵一部共12万余人，向长沙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在汨罗江两岸歼灭第九战区主力。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1个飞行大队等30余万人，采取逐次抗击、诱敌深入的“天炉战法”，拟在捞刀河、浏阳河之间包围歼灭日军。

12月24日晚，集结于岳阳东南麻塘、新开塘一带的日军第6师团、第40师团主力在新墙、潼溪街一线强渡新墙河。日军进攻顺利，所部向长沙进攻。31日，日军进入捞刀河与浏阳河中间地区，其第3师团经由栗桥、枫林港渡过捞刀河经牌楼铺、㮾梨市、东山进攻长沙;第6师团由空军协同，由汨水南岸的新市前进，经长岭、福临铺、麻林市，到达㮾梨市，以协同第3师团对长沙进攻。第40师团以一部在浯口以西汨水河湾的牙尖、磨刀尖、天荆庙抗击第37军95师，主力向南经栗山巷、长岭、天王庙、象鼻桥到达金井一带，牵制东部山区的守军，策应第3、第6师团的进攻。日第3师团一路急进，终于在31日第一个到达了长沙城下。第29旅团的先遣部队于当日下午首先在磨盘州附近渡过了浏阳河，同行的工兵第3联队开始架桥。次日8时，该部完成渡河。

第九战区命令各部队：于1月1日零时开始攻击前进，对长沙外围之敌进行反包围，并限定在1月4日夜间，进至第一次攻击到达线。战至当日17时，薛岳电告第10军军长李玉堂，外线各军已经全面反击，第4军已经抵达长沙南郊并与守军取得联系。

在长沙其他方向，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第10军各部也损失巨大。但是毫无疑问，长沙保卫战的主动权已经被中国军队牢牢握在手中。4日，日军最后的疯狂不过是为了掩饰反转的意图。4日夜，薛岳下达了追击令，至5日7时，长沙附近已无敌踪。此时第4军和73军一道开始了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第20军、第58军、第78军等中国军队一面寻歼汨罗江以南的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袭击。日军在中国军队前堵、侧击和追击下，伤亡惨重。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会战胜利结束。是役日军自称伤亡6000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际，中国军队却在长沙取得了对日军作战的胜利，因而引起了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

四战长沙，终致沦陷

1944年5月，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制定“一号作战”计划，发起“豫湘桂战役”，长衡会战即国民党第九战区抗击日军的一次防御作战，而第四次长沙会战即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

5月27日，日军以5个师团由湖南华容、岳阳、湖北崇阳沿湘江两岸和湘赣边山区分三路发起攻击，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守军第37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16日，日军以洪山头和黄土岭为突破口，迅速推进至守军核心阵地妙高峰和天心阁一线。战至当日晚，守军虽然坚守着妙高峰和天心阁，但伤亡很大，长沙全城阵地丢失三分之一。

17日，日军攻势更猛。与此同时，日军第36师团也于16日对岳麓山发起进攻，于当日黄昏攻至主峰附近。守军90师几经反击，没有奏效。中午，第90师师长陈侃只得向城区部队求援。负责守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迫不得已，命令守备市区的两个师各抽调一个团前往增援，但命令下达时已是黄昏。由于时间紧迫，组织不力，部队纷纷争先抢渡，秩序大乱，加之船只缺乏和湘江河防工事的阻碍，部队不仅没有进入新的阵地，反而纷纷向衡阳方向夺路南逃。奉命先行渡江支援的第59师175团看到江面拥挤不堪的场面，又返回城内，由东南方向突围逃走。留守城内核心工事的一个团，在团长只身逃窜后，由副团长率领突围向南撤退。这样，第4军守备城区的两个师在一夜间便土崩瓦解，致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沙。

此时，岳麓山守军仍在孤军奋战。18日晨，日军第34师团216联队一部偷袭岳麓山顶，占领云麓宫守军阵地。随即第34师团主力蜂拥而上，守军第90师和炮兵抵挡不住，于18日上午弃守溃退南去。19日，长沙沦陷，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

四次长沙会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长沙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与第九战区作战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日军，保障中国军队的后勤给养和救护伤员;同时，部分民众主动投入作战，直接打击日军，对于会战的胜利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也肯定说：“军民的亲密合作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这次湘北会战中的一个特色，也是胜利的原因之一。”前三次的长沙会战，共歼灭日军137900人，沉重地打击了嚣张得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改变了中国在日军疯狂进攻前不堪一击的积弱之相，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尽管第四次长沙会战未能阻止日军侵略的步伐，最终导致长沙沦陷，但总体上看，四次长沙会战有力地加强了全国范围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撑了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