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8月中旬，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选定适当地点筹设若干临时大学，其中临时大学第一校区设在长沙，由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用简称)。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下达“密谕”，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从1937年9月6日开始在长沙商谈，9月13日正式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就校舍与设备建设、经费筹集与开支计划、院系设置、师资遴选、招生、行政组织、教学设施、学生困难救济等事宜进行了商量和安排。9月28日正式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学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学校从10月18日开始学生报到，10月26日举行了“二十六年度上学期开学典礼”。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始上课，标志着长沙临时大学的全面运行。这一天，后来也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纪念日。由于长沙的校舍不够用，教学分长沙、南岳两个教学区进行。1938年1月24日至29日(校历计划是14至19日)举行了学期期末考试，1月底结束了第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原计划第二学期于2月21日在长沙开学，由于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震动，严重影响长沙的安宁，1938年1月，校务委员会做出迁校的决定，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并经教育部批准许可后，2月，开始搬往云南省会昆明。

1938年4月2日，按照“教育部关于长沙临时大学改变校名的电文”，将“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此，仅办学7个来月的“长沙临时大学”宣告结束。1938年5月2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举行了“二十六年度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开始了西南联大新的奋斗历程。

传播了绝不屈服的抗日火种

长沙临大的建立，是全面抗战形势下催生的产物，三校南迁从一开始便带有保存国家文化，维持民族命脉，以期日后复兴教育的使命感。长沙临时大学在抗日的炮火中诞生，决定了其办学宗旨为抗日服务。为了适应抗日需要，长沙临大采取了军事性的建制。一是在着装方面，学生们均身着草绿色的大衣，“制服与棉大衣的领上，有两个铜质的‘临大’领章，所有学生均按军人的风格蓄势待发。二是在管理方面，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军事管理，不仅全体住校，睡双人床，每天升旗、降旗，甚至睡的位置，都按照军队中编制的次序”;三校决定把军事训练列为学生的必修项目。三是在课程设置方面，三校应时事之需，增设一些新的课程，文学院增添了国际形势、国际概论学科，理工学院增加了化学战争、堡垒工程、当代工业三个学科，以期为学生随时走向战场奠定理论准备。四是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校作讲演，《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主讲战后形势发展的预测，获释不久的陈独秀也被邀请来讲国际形势发展预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先后三次来校讲演，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这些讲演者虽然观点各异，但总的说来都使临大的学生进一步认清了战争形势，对于坚持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学生高涨的抗战热情，加上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占全部学生的20%。

爱国激情促使临大师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不少学生向学校建议实施战时教育，1937年10月，临大中共党支部成立。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发生，临大党支部组织在校1067个学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随后在临大党支部的号召下，组成40多人参加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还有300余临大学生直接参军，奔赴延安。临大学生还组织了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其组建的话剧团还与当地戏剧团体联合举办了劳军会演，演出了阳翰笙的《前夜》。这批学生无不继承着从北平沿袭的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有的教师表示一心等待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战地服务，或留后方从事战时生产，为民众教育尽点力。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校围绕抗战开展了系列活动，使战时的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对于战时湖南的民众动员起到了积极作用。

弘扬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

最初关于长沙临时大学能否成立，还受到过人们的怀疑。1943 年11月，陈序经回忆说，“在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所大学的同仁，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者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题上的分配，以及其他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出于加强和密切关系的考虑，长沙临时大学在建校之初的人事分派和组织机构的设立上，即有所考虑。一是在临大的校级领导机构方面，由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共同负责临大各项事务，不设校长，采取集体领导制;二是在临大的院系领导机构方面，临大共设四个学院，四院院长人选除了工学院是清华独有外，其他三院均是一校出一人，文学院院长由北大的胡适担任(因胡适未到由冯友兰接任)，理学院院长由清华的吴有训担任，法商学院院长由南开的陈序经担任;至于经办校政的三处长——总务长、教务长、建设长也是一校出一人担任;至于学系的系务，当时未设系主任，而是各系的教授互推一人为系主席，办理系务;三是三校虽然组合，但是各自仍保持着自身的系统，有独立于长沙临大之外的各校机构。

长沙临时大学在组织机构方面做到“三校合一”、各有特色的同时，三校的学术精神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当时的三校有“山、海、云”之称：南开稳定如山，北大宽容如海，清华智慧如云，三校师生齐聚长沙临大交流中取长补短。当时大量中国学术界泰斗云集湖南，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们以各种途径传播着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民主科学的治学理念，丰富、活跃了战时湖南的文化气氛。应当说，长沙临时大学为战时湖南发展了开放的文化传统。三校中大量的中国学术界泰斗云集湖南，虽然停留短暂，但他们以各种途径传播着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民主科学的治学理念，丰富活跃了战时湖南的文化气氛。

提升了湖南教育的综合实力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其中理学院和工学院二、三年级学生大都在湖南大学借读。除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湖大还接纳了来自平、津、宁、沪等地的流亡学生和遭驱赶回国的留日学生共300余人借读，彰显了“纳于大麓”的襟怀与担当。1937年9月5日，教育部电令湖大收容100名战区学生借读。湖大经两次登记与严格审查，并举行甄别考试，共收容借读生157名。后来鉴于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失学者将增多，湖大仍决定自该学期起再收容借读生120名。这些借读学生，成为一群特殊的新湖大人。他们穿着不同的校服，成立了借读生同学会，把救亡工作写入章程，与湖大同学一起读书不忘救国。不仅如此，1937—1938 年间，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外，外省迁湘的学校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等。

抗战的全面爆发，是导致大量北方学校迁湘和大批学生失学的重要因素，而在因战争迁入湖南的失业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纳入当地的教师和学生队伍，他们都成为战时湖南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急剧增多，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湖南有中学81所，其中省立6所，县立23所，私立52所，学生人数为30782 人;到了1946年上半年，湖南中学已达到294所，其中省立16所，联立10所，县立67所，私立201所，学生已达103180人，学校数量比1937年增加了2.6倍，学生人数增加了2.3倍;高等教育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除原有的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外，国立师范学院等院校也纷纷兴起。

当然，促成战时湖南教育界新气象是多重因素构成的，但是长沙临时大学的迁入，毕竟使大量的知名学者、优秀学生涌入湖湘大地，尽管时间短暂，但他们在湖南的行动、传播的思想所形成的影响，并非昙花一现，必然深入到湖湘儿女的心中，无疑对湖南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导航和引领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