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和民族命运前途，他在不断地挺进写戏写诗;为战场英勇的将士，冲锋陷阵赢得凯旋，他在焚心呐喊歌唱。即使面对家乡的这片飘浮着硝烟的焦土，他挺立在废墟，并要把戏场当战场，誓从焦土建湖南。他时刻不忘为一个“有灵魂的国家”和民众创作，他要让自己的灵魂接受血与火的悲壮洗礼。
一
湖南人的爱国情怀与忠勇担当有着可歌可泣的历史传统。早年岳麓书院张栻父子的爱国创举就堪为师表。张栻之父张浚曾官至宰相，他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张栻就任岳麓书院山长后，还特地将自己的几十个学生送往抗金前线。历史的烽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现实的烽烟又在眼前升腾。湖南人没有退却也不会退却。国难当头，湖南人民的抗日热情如湘江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1937年7月18日，由湖南人民提倡国货救国会、民众常识指导委员会和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等发起，长沙抗后会成立。24日扩组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后援会以集中民众力量、努力抗战为宗旨，通电指出:“现在和平已告绝然无存，牺牲已至最后关头”，恳请中央，“当机立断，出师北上，扫荡强寇，固我河山”，表示“本会誓率三千万人民，准备铁血，听候驱策”。后援会当即就募款68万余元，布鞋4万余双，毛巾13万条，药品30余箱，棉背心3000件，布袜1万双。仅此一举，足可见湖南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慷慨气概。
令人痛心的是，有着这样强大的民众抗战声势，和巨大后援力量的湖南省，蒋介石视而不见，反而在暗中策划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的方针。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再次电令湖南省当局:“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安排。”11月13日凌晨，警钟突然响起，地处长沙市中心东南角，作为全城制高点的天心阁起火，瞬间四面八方火柱冲天，长沙全城变成火海。大火燃起，市民们以为日军攻进城来，在慌乱中扶老携幼、扛箱抬柜，像潮水一样往外逃。凄厉的哭叫声、恐怖的呼喊声、建筑物燃烧发出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长沙城顿时成为恐怖的悲惨世界。长沙是历史文化名城，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其精华付之一炬。眼前十里城郭碎瓦颓垣、硝烟弥漫、惨不忍睹。国民政府当局公布的官方数字:在大火丧生者3000余人，灾民13万人，其中孤儿达数千人，全城烧毁房屋5.6万多栋，全市1100多条街巷全部焚毁590余条。1938年11月27日《新华日报》载文《一片焦土之长沙》称:“火势之大为本世纪来未有也。”
因为12日电令代码是“文”，大火起于夜晚，故此次事件也称“文夕大火”。长沙大火并非偶然。这是一场原本计划周密的“人祸”。在武汉会战鏖斗三个月仍然不保的情况下，蒋介石就萌发了火烧武汉的念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湖南大学召开军事会议就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怎么办?”未等张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同时，这场大火也折射出国民党湖南军政系统的腐败无能、效率低下、指挥失灵，这也是造成长沙损失惨烈的最直接原因。大火后，蒋介石从南岳飞抵长沙，登临天心阁，亲睹了大火后的长沙城惨状。此间，长沙民众愤怒呼喊与切齿痛骂之声不绝于耳。为缓和紧张局面，安定群众情绪，蒋介石下令组成军事法庭，立即判决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以及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3人死刑，当即枪毙。同时拨发赈灾款30万元救济灾民，给予省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参与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大火发生后，周恩来(时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叶剑英(时任中共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当晚，周恩来在湘潭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应对之策。次日他又和叶剑英赶赴南岳，就大火善后问题与蒋介石交涉，并明确提出拨款救济灾民、调集民工清理火灾现场，尽快安定灾后生活，严惩纵火首犯等三项举动。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赶往长沙，约同陈诚、张治中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商讨善后事宜，并决定调集三厅人员赶赴长沙救灾。17日上午，田汉、洪深率三厅130多人抵达长沙，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突击队”下分宣传、救济和调查三个组。队员们都佩戴着盖有八路军通讯处印章的袖标，清理现场，救护伤员，开设粥站，进行善后宣传。周恩来、叶剑英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主持发放救灾款。面对眼前大火烧塌的楼房、街道、民宅，受灾居民住无房、食无粮的艰难处境，田汉万分悲伤，心急如焚。他总是含着泪水，与突击队员奋战在一线。现在他自己才真正体验到6年前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壮烈情怀。是呵!这支突击队，正是冒着炮火硝烟和血腥在冲锋前进!田汉在救灾和善后工作时，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为了让受灾民众早日走出阴影，重见阳光，有意识地挺起胸膛，身先士卒走在前头。经过数十天的艰苦工作，救济灾民、清理街道、恢复市场与交通电力等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2月22日，“救安会”宣告各种工作结束。一片焦土的长沙开始了悲壮而强劲的复苏。而此时田汉深深意识到，灭顶的火灾给市民带来的惨重心灵创伤与生存的极端困难，还有抗战局势面临的严酷现实，他果断地提出要把戏场当战场，再从焦土建湖南的战斗号召。
二
时间还得拉回到1938年10月22日(长沙大火前夕)，日寇进逼武汉，局势紧张，田汉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撤退到长沙。当时陶行知写诗赠田汉：
人从武汉散，
他在武汉干，
练出艺术军三千，
田汉毕竟是好汉。
回到长沙的田汉，大家都称他“田老大”。这个田老大说干就干，不到半月的工夫，就把湘春园、景星园、百合三个湘戏班的艺人组织了起来，并于11月10日，在长沙太平街贾太傅里景星园戏院，首立了三个湘剧抗敌宣传队。第一队领队人朱仲儒，第二队领队人徐绍清、罗裕庭，第三队领队人黄元和。每队发给经费六百元和战地工作证一张，分赴湘东、湘南等地城镇农村，开展戏曲宣传活动。迅速产生了安定人心、提振救灾、抗战精神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市井秩序的恢复。
当田汉看到长沙在废墟上出现了重建家园的热火景象，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灾民生活开始走向正常，心情十分激动。他在《大火后重返长沙》诗中写道：
长驱尘雾过湘潭，
乡国重归忍细谈。
市尽无灯添夜黑，
野烧飞焰破天蓝。
衔枚荷重人千百，
整瓦完垣户二三。
犹有不磨雄杰气，
再从焦土建湖南。
1939年元月，有感于湘剧各队的演出在湖南各地尤其是省会长沙产生的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田汉从总结成功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入手，及时开展了调整充实提高剧队的工作水平与组织纪律的教育工作。田汉亲自在当时的中山路财政厅旧址，组织部分京、湘剧艺人学习，扩大队伍规模。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四个湘剧抗宣队。这样先后成立了七个湘剧队，队员约有500余人。接着以军委会政治部长沙工作队的名义，在长沙北区三公祠原公医院旧址，办起了“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
训练班开学后，田汉还特地请徐特立主任到班上讲课。徐老当时年过花甲，他身穿粗棉中山服，足履布鞋，精神饱满，操着浓重的长沙东乡口音给演员们讲课，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徐老首先讲了抗战形势，他说:“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万众一心，团结抗日，才能救亡图存，否则就有亡国、做亡国奴的危险……”这些话对训练班的学员启发很大。后来发现有特务跟踪，为了避免影响艺人，以后徐老才没有再来。4月4日，在中山路银宫戏院举行结业仪式，田汉在讲话中再一次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勤研艺事，把剧场当战场，把舞台当炮台。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田汉还亲自把毕业证发到学员手中。而毕业证上的那段话据说也是按田汉的意思写的:“湘剧演员xxx(演员姓名)在本班受训期满，成绩优良，对于抗战工作亦努力，考核成绩及格，相应发给毕业证书执付为凭，在此国家艰危之际，并仰多励忠节，勤研艺事，务使戏剧艺术成为抗敌宣传之利器。每一剧人成为坚强英勇之民族战士，有厚望焉。”
我们大家也可能读过不同的学校，参加过各类训练班，也获得过不少毕业和结业证书，少见有这样情切意真、言辞恳切、毫无功利、志存高远、饱含期望与尊严的毕业或结业证的寄语。
对于湘剧抗敌宣传队的排演，田汉非常关心，总是亲临排练现场指导。他曾多次从长沙北门三公祠步行到油榨巷城南戏院亲自讲戏。对每一场戏，演员一招一式的表演，以及全部唱腔，广泛听取演员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这种对艺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给全体湘剧抗敌宣传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夏，遭受大轰炸后的衡阳，市区只剩下少数破烂房屋，湘剧二队在衡阳没有剧院演出，生活来源断了。田汉正好赴桂林路过衡阳，当他知道剧团的困难后，为了寻求多方的支援接济，便不辞劳累赶往南岳的“游干班”寻求支援。在祝融峰上，田汉想到自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抗御敌人的侵略，与许多抗日志士担负起文艺界抗日救亡的重任。从淞沪到潇湘，从珞珈山麓登上南岳峰巅，忧虑着祖国山河遭受的敌蹄践踏，民族承受的空前灾难，他的心虽然如刀割般痛裂，但他坚信哀兵必胜、中华不亡。田汉此刻脚踏云涛壮怀激烈，遥望远方，慷慨而吟;
双鬓初霜气似虹，此来之上祝融峰。
哀兵敢惜劳筋骨，成败兴亡一战中。
田汉帮助湘剧二队解决了眼前困难后，又召集队员话别，再次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团结一致，挺起胸膛战斗下去。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湘剧二队的同志没有辜负田汉的嘱咐，尽管以后有多次遇到几乎断炊的困境，但大家总是把手中的一点钱凑起来，维持最低生活，又派杨福鹏和韦金持田汉留下的亲笔函件，赶往南岳，再求“游干班”负责人的支援。当碰到寻找无着落的情况时，他们又找到田汉的朋友陈继舜、梁膺清夫妇，并得他们无私地赠给二队五百元的帮助，解决了二队吃饭
田汉是炽烈的，也是诗意的，更是坚韧的。他还在为各剧队制发的舞台上使用的桌围、门帘及台上的横幅亲自题词，桌围写的是:“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而左右门帘上写的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台上写的横幅是：“大放光明”。
田汉认为:“在中国，在文盲占90%以上的中国，动员民众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戏剧。”“使戏剧艺术对于神圣的民族战争尽她伟大的任务。”因此他果断地提出了“要把戏场当战场”的号召，要用“话剧作战”和“歌剧作战”。这是因为戏场，可以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的火焰。他在1938年作的一首《武汉退出后》的歌词中写道;
龟山蛇山鼓着眼睛，
江水汉水发出吼声。
敌人的坦克车，
冲不破和平的阵营;
敌人的飞机大炮，
炸不动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大家快为着民族生存，
作出更大的牺牲。
到农村去，
到前线去，
到敌人后方去!
钳制敌人，
侧击敌人，
扰乱敌人，
让敌人不得消停，
让敌人不得安宁，
守不了粤汉，
回不了东京，
在洞庭湖畔，
筑一座倭虏坟;
在东亚大陆，
竖起自由解放的旗旌，
自由解放的旗旌!
现在读起这样的歌词，都会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汹涌。在那个国家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中国人都面临做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时，这样的歌必然会成为响雷和闪电。
三
田汉尽管他的心中，时时波涛翻卷、激情澎湃，但在现实严峻的戏剧创作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艺术追求、民本情怀与书生意气。虽然他把戏场当战场，但他认为这个战场的刀枪和子弹、冲锋的战士必须是精兵良将，粮草充足，武器装备优良。为此他的思考是冷静的，更是明智的。他从抗战以来的戏剧运动和思想文化宣传中已深深意识到:“只要把旧的形式加以新的抗战内容，照样可以用作抗战的宣传工具。”于是田汉自己也先后改编了几个戏，如《旅伴》《武松》等都是根据湘剧、评剧传统改编整理出来的。他曾经在《江汉渔歌》小序上写道：“在长沙工作中，很偶然得到改革旧剧的机会，因亦冒着大不韪毅然为之”。当时湘剧名老艺人罗裕庭把湘剧杂戏《讨学钱》的唱词，换上抗日新词就很受欢迎。湘剧名艺人徐绍清把传统戏《胡迪骂阎》改成《骂汉奸》;姚定华把《收杨再兴》改成《新九龙山》，删掉惊梦迷信部分，改为岳飞以民族大义说服杨再兴共同抗金。田汉看了以后便说：“这些戏改一下既不费很大气力，又适合抗战需要。”此后，在长沙演艺界，艺人动手改编抗战剧蔚然成风。
田汉号召改旧创新，他带头群策群力，推动抗战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他自己写的剧本如《江汉渔歌》《土桥之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人心源源拥向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的正确思想导向，湘剧演出队在演出总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斥和摧残，有的剧团被逼解散。湘剧五队在益阳因演出《土桥之战》同样遭到当地军警查禁，还将队长王远华拘留。《江汉渔歌》在衡阳上演时，伪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竟当面向田汉提出:“你为什么要写今日民生不易、渔民也难得有鲜鱼吃?”面对刁难、指责、围攻、监禁，田汉沉着冷静，巧妙应对，并带领戏剧队员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始终没有后退一步。
事实上，在省会演出的湘剧队同样遭到反动当局的围剿。有一次，湖南省警察局局长唐孟壑将湘剧队一队队员姚定华传去审讯，问：“田汉要你们干些什么活动?”姚定华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我们演抗战宣传戏。”接着又问：“田汉对你们还讲了什么?”姚回答说：“要我们爱国。”那些审讯的警官哑口无言，只好放了姚定华。几日之后，警察局又派了一个姓邱的科员来到湘剧一队说：“不准用抗敌宣传队名称，要改成原来戏班牌名，方能演出。人员异动，要及时报告。”然而这一切始终没能动摇田汉亲自教育出来的湘剧队员的抗战信念。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有理有节地坚持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一直保留着湘剧抗敌宣传队这个如火炬般殷红而鲜艳的称号。就在这个时候，叶剑英在南岳举办军事训练班。新四军军长叶挺也在那里。他们致信田汉，要求“评剧宣传队”去南岳，演出的剧目是《江汉渔歌》。演出非常成功，深受欢迎，得到驻地军民的热情赞扬。当时，湘剧队名角任光要参加新四军，田汉同他去见叶剑英和叶挺，说明来意，两位将军当面就答应了。后来任光随叶军长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湖南人的这种爱国担当，“湘人不死，中华不亡”的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念，来自湖湘文化的滋养。楚大夫屈原流放沅湘，哀民生之多艰，吾心向善虽九死而犹未悔，悲愤抱石沉江、以身殉道;清末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面壁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面对死亡道:“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留学东瀛的陈天华写毕《猛回头》《警世钟》愤而蹈海。无怪乎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在抗战的烽火征途上，湘剧抗敌演出队在田汉的指挥下，演奏了一首首“把戏场当战场”“再从焦土建湖南”的雄壮交响曲。而1939年9月14日开始至10月7日，历时24昼夜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自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以来的，又一个胜利。其意义“尤大于台儿庄”。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歼敌2万余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40余人。日军损失惨重，其战前所定在最短时间内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破灭。长沙第一次会战胜利有力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抗战伟力，更加坚定了“我国更无依托第三国调停战争之必要”。当戏剧队员听到前线传来的胜利捷报，激动地互相拥抱欢呼，热泪盈眶。
四
1940年3月，田汉在长沙度过四十二岁生日。
当时评剧、湘剧艺人自动发起为田汉祝寿，其用意是想借此显示力量，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各地湘剧队的围剿、迫害、摧残，有组织有策略地进行无声的抵抗和反击。田汉不愿离去，但他的心却始终贴着这片热土，并愿意付出一切。3月下旬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剧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湘剧主要演员云集长沙，进行了三天的正式演出。演出节目有《打渔杀家》《描容上京》《摸鱼闹江》《捉放曹》《宋江杀惜》《旅伴》《三讨战场》《拨火棍》等，共12场。后来田汉在给熊佛西同志的信中说:“我在长沙过四十二岁的时候，平、湘剧的朋友们曾各演佳剧为寿。”公演结束后的4月下旬，突然传来消息说田汉马上要去重庆。这时李也非也到各剧队通知：“田先生此次去重庆，还要各队赶紧造演职员名册、组织管理系统表各一份交他带去，并约定大家次日上午到民众一剧场送行。”这时，恰好在长沙的几个湘剧队的演员都集中在受国民兵训。于是各队都打着湘剧抗敌宣传队的队旗，由各队队长领队前往。刚进民众俱乐部门口，就看见田汉在外面向大家挥手。他当时穿一身深草黄色戎装，胸间佩有一个小圆形的证章，脚下履着长筒马靴，显得十分英武。大家大喊田老大，他笑着大声说：“同志们好!”这时，队员们列队站好，倾听他的讲话，才知道他奉命去重庆，这是特来和大家告别。在很短的讲话中，他多次勉励大家努力搞好剧队工作，多演有利于抗战宣传的戏剧。大家听了，非常感动。最后以队为单位，分别与田汉合影留念。
田汉于1940年5月下旬到达重庆。当时是国民党迫害“三厅”最厉害的时候，蒋介石先是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遭到了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的坚决抵制和针锋相对的斗争。郭沫若对“三厅”的全体人员说：“入党不入党(指国民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说完当场发电报向国民党当局辞职。三厅全体同志也纷纷提出辞职。这时周恩来向政治部长张治中提出:“你们不要这些文化人工作，我们就接到延安去。”迫使国民党当局改变计划，取消“三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留郭沫若任主任，田汉任第二组组长，仍负责艺术宣传。田汉后来回忆说：“由于政治部三厅原有人员改成了以郭老为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我来重庆，就参加文委会有关工作。”
就在田汉忙于为抗战奔忙的时候，杜宣于5月下旬从桂林专程到南岳，邀请田汉去桂林。当时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反共高潮，使被称为西南文化城的桂林遭到严重创伤。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生活书店被封，《救亡日报》被停刊，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纷纷撤退到香港或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指示杜宣仍要坚持在桂林工作，力争在逆境中扭转局面。这时周恩来对去桂林工作的李亚群说:“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杜宣他们想到了田汉。大家知道田汉与李济深、张发奎等人有交往，如果能把田汉请来桂林坐镇，形势可望扭转。田汉听杜宣说明来意后，便对杜宣说:“孙中山在搞革命时，常常提到‘凭藉’二字，有道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据点’。
实际上这是田汉第三次来桂林，居住时间最长，至1944年8月湘桂大撤退离开桂林，计有3年多时间。之前田汉第一次到桂林，是1939年4月，田汉率领“评剧宣传从长沙经衡阳至桂林进行宣传演出。为了推动桂林的旧剧改革，田汉指导“评宣队”排练了自己创作的《新雁门关)、并于4月28日在桂林新世界大戏院作首场演出。该剧描写明朝嘉靖中叶外患入侵，边关诸将英勇奋战情形以及当时的儿女英雄故事。观众看了很是感动，甚至当场饮泣。该剧演出成功，更鼓舞了田汉和“评宣队”的演员们，接着他们又连续在桂林新世界戏院、金城大戏院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土桥之战》《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土桥之战》的重要意蕴。《土桥之战》是田汉有感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制造摩擦、积极反共的阴谋，引用明末史可法督军扬州，高杰、黄德功两镇拥兵自重、相互猜疑，幸史可法闻讯赶来，晓以民族大义，外侮当前不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从而两镇罢兵、共同抗敌这一历史事件编写的。该剧上演因适应当时抗战现实，观众反映极为强烈，场场满座。为区别改编后的剧本与传统剧本的不同，田汉就把经他改编过的剧目加上一个“新”字，如《新铁公鸡》《新玉堂春》《新武家坡》《新四进士》等等都在桂林上演而绝不上演有毒素的旧戏，如宣扬妥协屈服投降汉奸意识的《四郎探母》。
在桂林期间，日本飞机时常狂轰滥炸。8月初的一天，田汉和“评宣队”队员们在老人山山洞内躲飞机，恰有一颗炸弹丢在老人山洞口，炸死了许多避难的同胞。田汉目睹这一惨状，当天就赶写了一出话剧《怒吼吧!漓江》。“评宣队”经过突击排练，就在当晚为救济本市，被炸难胞的义演中演出了此剧。由于该剧写的是桂林实地发生的悲剧，又是大家的亲身经历，写得真实，演得激昂，观众大为感动。剧场顿时变成了愤怒控诉日寇暴行的现场。田汉和“评宣队”队员用实际行动又一次实践着自己的战斗誓言“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当作战场”。
田汉第二次到桂林是1940年3月，当时他是以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身份，由严恭、高重实两人陪同，从长沙去广西昆仑关前线，慰问打了胜仗的将士们。同时，田汉为“写以两广会战为题材之电影剧本”收集材料。故于回长沙途中在桂林作了短暂逗留，与当时任广西艺术馆馆员的欧阳予倩畅谈剧运和桂剧改革问题。3月28日，应欧阳予倩之邀，田汉在南华戏院观看了欧阳予倩先生亲自编导的桂剧《桃花扇》。田汉看后感叹:“所感甚多，归寓就枕，舞姿歌声，尚馨香梦。”
当时田汉负责组织领导抗战宣传团体，而这些抗敌演出队中许多成员多是民族觉悟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之中人才济济，既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又有坚持抗敌宣传的非凡才干，但就是缺乏宣传阵地(尤其文字方面的)。于是田汉对杜宣等人说:“我们要有个阵地，给大家发表作品。”田汉的话，启发了杜宣等人，他们就开始酝酿办一个刊物，但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经费。于是田汉在桂林逗留时与夏衍一起主持召开了抗敌演剧四、五、八、九队的队长会议，会上作出了在桂林出版一个戏剧刊物的决定，并成立了编委会。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许之乔、杜宣等人组成。印刷费由四个演剧队负责筹措。田汉建议刊物定名为《戏剧春秋》。这实际上是“演剧队的机关刊物”。《戏剧春秋》遂于1940年11月出版创刊了，大家公推田汉为主编和发行人，田汉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文中说：鉴于目前“戏剧理论贫乏”“剧本的恐慌”及“联系与领导的缺乏”等现实问题，创办此刊，“希望由于各方面戏剧工作者更努力更团结，实现一个光辉的戏剧时代”。
田汉这次抵桂后，未下征鞍就投入了战斗，他遵照党的指示直接参加并领导了桂林文化城的建设工作，创作上也写出了很多作品，在戏剧为抗战服务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像这样的事情，田汉总是当作自家的事来对待。他关心、支持的绝不只是新中国剧社，就是对艺人遇到困难也尽力帮助。作家鲁彦长期患病，无钱医治，田汉就联合柳亚子、熊佛西、端木蕻良等发出启事，募集医药费，予以资助。然而，田汉一家八口人生活，全靠他一支笔维持。他常常从晚上一直写到晨曦铺满窗台。生活时时陷于困境，他有时还要靠贷款维持。有一次是大年三十晚上，别人找上门来讨债，负责家中生活安排的弟媳陈绮霞拿不出钱，而来人说若拿不到钱，今晚就要死她家里。吵闹声把田汉引了出来。田汉笑着对来人说:“你不要死在这里，不然就没有棺材给你睡。”此事当即传到了欧阳予倩那里，他立即派人送去了钱和米油，解了田汉的围。当晚洪深、杜宣也都赶来一起帮他们还清了债。
1943年9月25日，桂林《大公报》对田汉一家的生活情景有这样的记述：说来真是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人口的生活负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家人吃饭，一点辣子，一碗酸汤……就是这样，他还要帮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剧团、艺人。有时竟无米下锅，家里人问他怎么办?他总是泰然地回答慢慢来。因此田汉的“慢慢来”，当时在戏剧界传为热词。
田汉在桂林生活困难，得到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郭沫若的关怀和援助。周恩来还特从重庆托杜宣带了一笔钱给田汉，让他补助生活，能安心搞工作和写作。郭沫若在1942年创作的历史剧《高渐离》在《戏剧春秋》上发表，曾致信田汉:“如有稿费可得，即请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田汉很感动，当即就致信郭沫若:“至弟个人在桂林的生活承兄记挂甚至以稿费补助家母甘旨之费，真使我感激至于泪下……”。
1944年2月15日，在欧阳予倩、田汉、瞿白音等人组织与领导下，桂林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集中了西南地区粤、桂、湘、赣、黔、闽、鄂、滇八省30多个戏剧艺术表演团队达千人之众，总计演出170多场，观众达10万多人次。还办了戏剧资料展览，举行了16天的戏剧工作者大会。这是自“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种种打击和摧残、戏剧在危机中出现的新气象。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当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过，还是仅见的。中国处在极艰辛环境下，而戏剧工作者还能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功劳极大。这次聚西南八省的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过去，策厉未来，它的贡献尤其重大。”
这就是抗战中的田汉。
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深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