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就被指腹为婚定下终身，“童养媳”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角色；小袜厂打工、学习文化知识、担任机要秘书，她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这就是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从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童养媳、备受剥削的工厂女工到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经历过长征洗礼的革命女性,她对丈夫温柔扶持，与丈夫并肩作战，留下了许多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陈琮英生于1902年1月，比丈夫任弼时大了两岁。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常年在外谋生，只能将她托付给婶母抚养。出生前，任陈两家就为任弼时和陈琮英订下了“娃娃亲”。从小，陈琮英就常常到任弼时家中玩耍、小住。12 岁时，陈琮英正式住进任家, 与当时才10 岁的任弼时开始共同生活。

任弼时读书时，家中条件困难，学费和生活费很难负担，陈琮英便自告奋勇到长沙做工，省吃俭用，挣钱给任弼时交学费。两人的感情也在患难与共中逐渐深厚起来。后来，任弼时赴俄勤工俭学，夫妻分居两地6个年头。直到1926年，陈琮英被党组织接到上海，两人才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了革命伴侣。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陈琮英在任弼时身边担任交通员，兼负油印工作。从此，陈琮英用自己的勤劳和细腻为丈夫分担着危险和辛劳,掩护着丈夫的神圣事业。尽管自己工作任务很多、忙不过来，她还是尽力关心照顾好任弼时的生活起居。

1928年10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巡视工作，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审问但一无所获，就把他当作“共党嫌疑犯”押到安庆。解押途中，任弼时避过敌人，悄悄将被捕消息通过路过的同乡传达出去。党组织接到消息后，根据任弼时在狱中的化名和假口供，决定安排陈琮英出面营救。

当天晚上，陈琮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匆匆赶到火车站，不料车早已开走了。她心急如焚，实在没办法，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夜晚十分寒冷，母女俩的手脚全冻僵了。车厢剧烈摇晃，孩子的头被碰得鲜血直流，陈琮英身上也被煤块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就这样，好不容易到了长沙，陈琮英扮成伟纶纸庄的老板娘，当法院派人前来对质时，她按照丈夫的口供，坚称胡少甫（任弼时的化名） 是纸庄的店员，是去南陵收账的（被捕时身上带有80块大洋）。不久，省法院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将任弼时释放出狱。可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却因赶赴长沙时受了风寒，发高烧引发肺炎，而不幸夭折了。

1931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陈琮英因怀有身孕，无法一起前往。临走前，任弼时对妻子说：孩子生下后，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希望孩子有远大志向！一周后，陈琮英顺利生下女儿远志。此时恰逢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住在德华旅馆的陈琮英，她与出生 100 天的女儿一起被抓进监狱。经过地下斗争的磨炼，特别是任弼时两次被捕入狱及营救经过，陈琮英增长了不少见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被捕后，她非常沉着，面对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始终勇敢机智应对。敌人审问时，她一问三不知；实在不得已，就偷偷在孩子身上拧两下，女儿一哭一闹，弄得敌人很不耐烦，匆忙收场。在狱中一关就是半年，陈琮英吃了许多苦头，小女儿更是面黄肌瘦。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母女俩才终于平安出狱。

都说湘女多情，陈琮英由对丈夫、对家庭无限的深情，进而理解并热爱丈夫的事业，无私无畏地跟随丈夫，共同战斗，到后来负责中央的机要工作，直至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数十年如一日，她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为革命、为家国奉献一生。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她：“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